最近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很热，很多人都说中国即将步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现象归纳而来的。世界银行报告认为，过去200多年中，多数国家与地区顺利地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往往在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止步不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其中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深入思考不难发现，把中等收入与发展陷阱联系起来有些似是而非。从理论上看，收入水平高低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中等收入并不是出现发展陷阱的条件，与最终发展结果也不构成某种必然逻辑关系。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更有利于克服贫困、改善民生和实现均衡发展。从实践上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阶段只是转向高收入阶段的一个必经过程，并不必然产生陷阱效应。
没错，中等收入意味着贫富差距缩小，民生改善，均衡发展，但是却很难步入到高等收入阶段，很简单的比喻，考80多分容易，想考到99~100分，很难很难。
所以，和我们个人的直接关系不大，但是社会群体的平均收入提高了，贫富差距缩小了，如果在这个阶段，你好好理财，克制自己的欲望，坚持投资，那么你很快就可以脱颖而出，实现财务自由。
那么别的发达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又有哪些特征呢？
姚洋在北大“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讨论会”上称，根据世行标准，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按世界银行标准，中等收入是指，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到5000美元，2014年中国人均年年收入在6100美元，属于中上水平）阶段，很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未能跨越此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存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高储蓄，高投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
第三，较好的卫生状况，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高；
第四，制造业较发达。一个国家只搞服务业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特别是大国，成功经济体一定是制造业出口占比较大；
第五，宏观经济比较稳定，无恶性通货膨胀；
第六，财政政策比较稳健，政府不乱花钱，特别是不把财政货币化；
第七，政治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政治波动；
第八，国内比较平等。
姚洋认为，中国前七个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但中国不平等程度比较高，这是中国“天空上的一朵乌云”。台湾、日本、韩国等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比较平等，基尼系数比较低，而中国的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会主要通过教育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穷人对教育的投资较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农村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到沿海打工。” 姚洋称，虽然他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两三千块钱一个月。但由于教育水平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按照经济增长速度而增长。“事实上再过五到十年，也许他们的工作全会被机器替代。”
姚洋指出，虽然官方对农村教育水平的统计数据很好，但根据北大的调查统计，中国农村人口文盲占比2%左右，10%存在读写困难，80%教育水平未满九年。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是非常大的群体，带来的挑战非常严峻。“要迎接这个挑战不能等待，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再做已经来不及了。”姚洋称。
姚洋认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目前中国对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财政投入低于普通高中，只比小学高一点，“显然不可能培养出好工人”，政府应向职业院校倾斜一点。目前负责职业教育的人社部缺乏资金，政府可以给人社部拨款让他们来搞职业培训，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为中国转型升级做好准备。
不平等是中国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除了收入差距大导致农村教育投资不足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不平等是比较严重的障碍？姚洋接受财新记者提问时表示，户籍制度是中国“最不平等的东西”，“人分三六九等，你的出生地决定了你一辈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打上什么样的标签。”他更表示，户籍制度以前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但现在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力可能在慢慢削弱，目前看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上。
目前国家已经对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对一部分学校改革试点职业教育，本科转成职业院校，户籍政策也在尝试，这些应该都是国家层面对我们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的改革。
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