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三国诸葛亮《隆中对》
来源：地球知识局
“隆中对”直接影响了从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中国政治格局，其有效时间影响长达56年，时间跨度占了此后整个三国时代的77%。毫不夸张地说，＂隆中对＂硬生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在《隆中对》诞生的七年前，东吴重要谋士鲁肃也为孙权提出了一项战略方案——《榻上策》。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鲁肃见到孙权，两人合榻对饮、相谈甚欢。孙权问鲁肃对东吴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怎么看？
鲁肃回答说，汉室已经不能复兴，曹操也无法除掉，为您考虑，只有把根基立于江东，才能争夺天下。北方容易出现纷争，正因多纷争，主公您正好可以溯江而上，先剿除黄祖，然后进伐刘表，攻取巴蜀，完全据有上中下游的长江天险，依托长江天险，与曹魏集团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榻上策》为孙权提出的是曹魏、孙吴的南北朝模式，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提出的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模式。后来的历史发展基本走的是三国鼎立的模式，这是为什么呢？
换句话说，在曹魏与孙吴两大寡头下，弱小的刘备集团是如何从夹缝中求得生存，赢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呢？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比鲁肃的高明之处。
这涉及到寡头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德国经济学家斯塔克尔伯格(H. Von Stackelberg)曾提出“斯塔克尔伯格模型”。该模型将寡头细分为“实力雄厚的领导者”与“实力相对较弱的追随者”两种。
首先，市场领导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然后，市场的追随者再根据市场领导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最优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寡头格局下的行为模式。
具体到《隆中对》，可以把参与主体分为：领导者(曹魏)——追随者(孙权、刘备)的三方博弈模式。在该模式下，由于曹操实力最强，“此诚不可与之争锋”，所以，孙、刘均无法单独与之对抗，必须联合方能图存。这是三方的基本行为模式，具体而言：
第一种情况：如果曹操攻打刘备，那么孙权一定会救援刘备。“隆中对”之后第二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就是如此，市场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定会通过“抱团”取暖。
第二种情况：如果曹操攻打孙权，由于孙权在业内排行第二、且拥有长江天险，完全可以支撑较长时间，那么刘备就可以按照《隆中对》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容地攻取西川(益州)和汉中，建立一方霸业。
第三种情况：如果孙权攻打刘备，由于面临着来自曹魏的压力，那么孙权只能敲打、而不能吞并刘备。这就是后来在夷陵之战大胜刘备后，为什么孙权并没有乘胜灭蜀了。
正是在上述三方博弈的行为模式下，刘备集团在短短十二年里(公元207~219年)，迅速从寄人篱下发展到“进位汉中王”，成为三分天下中的一员，并顺手“埋葬”了鲁肃的南北朝模式。
《隆中对》与《榻上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终极战略目标的判断上。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认为，实现“天下三分”只是第一阶段，而“图取中原”才是其终极目标！从后来的发展看，“诸葛秉政”之后，曾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为的就是实现一统天下的终极战略目标。
相比之下，鲁肃虽然也提出过图取天下的目标，但是他的立足点还是“保江东以观成败”这个角度。
表面上看，两者的差异是由意识形态导致的：刘备作为汉室之胄，心理上自然不会满足于地方割据，本着“王业不偏安”的心态，所以要“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相比之下，孙吴方面则没有这层意识形态的色彩，属于偏安一隅的状态。
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从政治市场结构演化的规律分析，诸葛亮的境界还是要比鲁肃高：诸葛亮看出来了，不管将来是魏蜀吴三分还是魏吴对峙，这样寡头结构都不会长久，总有一天会改变，“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将来是否会统一、而是在于由谁来统一。当然，站在刘备方面考虑，诸葛亮还是希望未来一统天下的能是蜀汉一方，实现“三家归汉”。
对竞争对手的深刻洞察
《隆中对》中指出，天下将来会“有变”。那么，曹魏集团内部为什么会“有变”呢？这要源于诸葛亮对曹魏这个市场领导者的深刻洞察：
曹操在创业上采用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式，带来的好处，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官职广纳人才，带来的坏处则是这些人才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
曹操阵营庞杂：有原来就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有后来被曹操选拔招揽的，还有朝廷官员推荐任命的，更有从敌营中招降纳叛的，并非清一色的都是自己的队伍。
加之曹操本人人品有误，导致团队整体道德水平低，容易出内乱。朝廷里总会有不服的人存在，后方不稳定，朝廷内外的敌人都要对付，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从而影响事业的发展。
曹操集团内部先后出现了董承“衣带诏”事件、荀彧反对曹操封公建国、孔融、祢衡等人唱反调；赤壁之战后，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趁机取而代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进行了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每次时间都不超过一年，甚至宁肯半途而废也要返回邺城，究其原因，用法正的话说，这不是曹操考察不周、用兵不足，一定是他内部出了问题，使他感受到了威胁。
曹操之后，曹丕“篡汉立魏”、经过曹叡，三代之后，及至曹芳继位，司马懿父子开始依葫芦画瓢，曹魏步入了“司马同槽”时期：从曹叡托孤、经洛阳政变，到曹芳被废、曹髦被杀、包括期间的扬州之乱，前后共21年，正是魏国政局动荡时期，也就是诸葛亮所指的“天下有变”，或者鲁肃所指的“北方诚多务”。
而这一战略机遇期，蜀汉却处于鸽派的蒋琬、费袆秉政时期，等到鹰派的姜维掌握兵权挥师北伐时，已经失之太晚了。
对蜀吴“中分天下”的地缘安排
《隆中对》的另一高明之处，在于对未来蜀吴“中分天下”的地缘安排。“三分天下”时期，蜀汉占据的是荆州和益州，属于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而孙吴据有的扬州和交州则完全是第三阶梯。
按照《隆中对》的构想，未来蜀吴如果分路北伐，一旦成功，将会形成与吴国东西二分天下之格局。蜀国即使退到太行山一线，也仍然对吴有绝对的地缘优势。
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高地对低地往往可以施加更大的地缘压力。而河、济、淮、江四渎，蜀国又皆处上水，顺流而下其势无匹。尽管是二分天下，吴、蜀之优劣已决。
一旦重启战端，蜀汉可充分利用占据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地缘优势，进攻处于第三阶梯的吴国，统一天下，如“汉高祖故事”。
关于《隆中对》的战略失误，后世一般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关羽“大意失荆州”，使得蜀汉北伐失去了荆州这个前进基地，而不得不翻越祁山，后勤难济，导致每次北伐均因粮草不济而功败垂成。
二是在首次北伐时，诸葛亮未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从而失去了袭取长安的机会。事实上，《隆中对》不足还是要从建安十二年对当时格局判定说起：
政治格局判定时的无奈
回到公元207年，从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来看，除了中原的曹魏集团、江东的孙权集团，在这两家剩下的地盘其实共有三块：除了《隆中对》所提到的荆州、益州，还有雍州(又称为关中、秦川)。雍州当时为韩遂、马超据守，并不在曹操的控制之中。
从地缘环境上来看，如果刘备集团后来占据的是“雍州+益州”，那么，在后来“三分天下”的斗争中，其地缘优势将远大于诸葛亮《隆中对》中所提到的“荆州+益州”。
而“雍州+益州”才是真正的“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邦在与项羽对峙鸿沟时，所依托的正是这块战略大后方。
从地缘上来看，一旦占据了“雍州+益州”，就可以牢牢占据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以第二阶梯攻打第三阶梯，正好可取地利上的优势。也就是说，得“雍州+益州”者方可得天下。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战国时代，在秦惠文王时，秦国内部面对到底是先“问鼎中原”还是先“攻取巴蜀”时，产生了分歧：纵横家张仪认为，应先攻韩，打通东进中原的崤函通道；而司马错力主先攻取巴蜀，为秦国争霸乃至统一六国提供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即“伐蜀则得楚”。秦惠文王后来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
秦国攻取巴蜀后，其地缘环境大大改观，并且从根本上确立了对山东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缘优势。秦灭巴蜀之时，对楚已有了巨大战略优势。
设想一下，假如当年楚国不是急切地去问鼎中原（春秋楚庄王、战国楚威王），而是溯江而上攻取巴蜀，“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那么，焉有后来秦国的崛起？恐怕统一六国的是楚国而不是秦国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是多么重要！
首先攻击外围，占据第二阶梯，然后包围中央，再荡平东方。
从三国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北周的立国者——宇文泰同样是袭取巴蜀，在拥有“雍州+益州”的情形下，确立了与北齐、南陈鼎立的地缘优势，使北周由周齐陈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凭借地缘优势迅速崛起，为后来的北周武帝灭齐、杨坚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问题就来了，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什么没有提到雍州呢？
作为一名杰出的战略家，诸葛亮不会不知道雍州的地缘重要性。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未提到雍州，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隆中对》提出之时，刘备驻军于荆州新野，与关中之间隔着广阔的曹操统治区。刘备即使想夺取关中，也是鞭长莫及。
二是诸葛亮为刘备设计战略行动时间表的时候，一定也会预料到，在刘备西取荆州、益州的时候，曹操那边也不会闲着，也必然会控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而且还是中原屏障的雍州(关中)。
事实上，在刘备后来入川的同时，曹操不仅通过破“马、韩”以取得关中，而且还通过“伐张鲁”，初步控制了汉中——这块益州的北面屏障，引得初至益州的刘备方面人心惶惧。
以刘备方面的实力，能在曹魏立足未稳之时击败夏侯渊、重新夺回汉中就不错了，要说进一步拿下关中，那就是举手摘星辰了。
这里的启示在于，创业(对刘备来说是转型) 起步一旦晚了，其最终成就也会受到深刻影响。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时代，曹操集团正是占据了“创业时间早”这样一个“天时”的优势，迅速抢占地盘，成为市场领导者。
也正是由于起步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速度再快，也只能夺取荆州和益州——这一个“战略制高点”，要想夺取另一个“战略制高点”——雍州，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在后来的魏蜀吴三国综合实力对比中，蜀国人口约有28万户，士兵人数约10万。吴国人口约有52万户，士兵约23万。魏国人口约有103万户，士兵约50万。
从中可以看出，创业最晚的刘备集团实力也是最弱：人口仅占12%。所以，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仍难有突破，最后“星落秋风五丈原”。也就是说，不是你看不到市场机遇，而是你的行动每次都比别人晚一拍，同样也很难成功。
地缘安排上的失误
在拟定刘备集团夺取荆州和益州的战略行动方案中，诸葛亮其实忽略了一点：荆州与益州在地缘上并不是一体的，相反，荆州(长江中游)与江东(长江下游)在地缘上其实才是一体的。
从地缘上来看，荆州在东吴的上游，在以水军为主、并依托长江天险的东吴看来，荆州就等于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说，不管后来刘备方面如何鼓动孙权去攻徐州战合肥，与曹魏如何争夺江淮江左地区，到最后，孙权集团去都会把注意力和主攻矛头对准荆州，并力夺之的。
另外，《隆中对》关于荆州作为蜀汉未来北伐基地之一的战略安排，也间接导致后来刘备方面过于看重荆州了。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荆州的确是一块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前进基地，但是其地缘特点，决定了远在四川盆地的刘备即使拥有、也难以守住，有点儿鸡肋的味道。
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吴“湘水划界”、中分荆州之后，这一劣势越来越明显，当时蜀汉方面所辖的荆州地区已经对东吴门户洞开。
即使是蜀汉作出了上述让步，荆州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孙吴方面的目标必然是夺取荆州全土。因此，应该说，后来关羽的“失荆州”、刘备的夷陵之败正是这种地缘安排的必然结果。
在湘水流域内，孙刘两家之间的划界是缺少地理分界线的，最终荆州势必要归于一家。
据西晋司马彪撰写的《九州春秋》这一史料记载，庞统曾向主公刘备表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可见，庞统对隆中对做出了八字评论是：鼎足之计，难以得志！显然庞统并不看好隆中对战略，认为这已经不是北伐恢复汉室能否成功，而是三足鼎立之势都难成功的问题。
虽然，庞统在担任军师帮助刘备平定益州的时候早早死在了雒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庞统在战略上比诸葛亮看得更远。
那么，庞统认为隆中对的致命错误到底是什么呢？隆中对的核心战略要跨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州，认为只有雄踞荆益两州才有同时出兵夺取天下、匡扶汉室的资格。庞统与诸葛亮的分歧就在于，荆州和益州，哪个地方应该作为蜀汉集团的根据地。
在庞统看来，荆州残破，当攻取益州，以之作为蜀汉集团的根据地，方可长远图谋霸业，主张首先将主要精力放在益州、汉中等地上，反对蜀汉在荆州这个四战之地上投入太多的人力和物力，认为最好不要对荆州存有太深执念。
而诸葛亮在《隆中对》则中认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在《出师表》中对益州的表述是“益州疲敝”，两者结合起来看，诸葛亮力主将荆州作为蜀汉集团可做用武之国的根据地，而非益州。
当年，正式在庞统大力劝谏下，刘备下定决心攻占益州、汉中，奈何庞统命短，征战益州过程中，早早命丧落凤坡，令其雄韬伟略未能全部施展。此后，隆中对战略之下，刘备为首的荆州集团过分执著于控制荆州，并将荆州作为用武之地，最终导致了蜀汉灭亡的悲剧。
从后来发展看，蜀汉集团失去荆州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庞统规划的以益州根据地路线上。从三国时代四大战役来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襄樊之战、夷陵之战中有三个爆发在荆州地区，荆州果如庞统所言，成了”荒残之地“，而庞统对隆中对的战略评价，除非部分放弃荆州否则“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也同样应验，自夷陵之战蜀国失去荆州后，蜀和吴才真正结盟，三国鼎足之势才完全确立。
历史证明，庞统的战略眼光是超前的，只可惜蜀汉在襄樊和夷陵之战失败后元气大伤。如果当年刘备率先采用庞统的策略，全力经营益州和汉中地区，像秦国、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那样，全盘控制汉中和益州四川两大粮仓后，出关中、下楚地，则必然能够一统天下。单以军事地理角度论述，只有控制关中、益州所在的中国地理第二阶梯，然后顺势南下，方可一统天下，从当年的大秦帝国、西汉、东汉、隋唐、蒙古、清朝，都是这样完成天下一统的。是故，以历史角度看，隆中对的这一缺陷确实相当致命。
荆州为何不能作蜀汉的根据地
农业方面，荆州位于地理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交界处以西，我们知道，地理两阶梯交界地区往往崇山峻岭，异常陡峭，而一旦冲过阶梯交接区，就是一马平川，荆州正好避开了两阶梯交界处，属于平原地区，且该地区水系发达，交通便利，盆地众多，使得该地区农业发达，而农业就是古代国力的核心。
人才方面，当时的荆州可谓人才济济。黄巾之乱以后，该地区因为远离中原主战场而幸免于难，更因为这里是北方居民躲避战乱的必经之地，故而人口众多，英雄辈出：号凤雏的庞统是荆州襄阳人士；号卧龙的诸葛亮出山前隐居于荆州新野；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和徐庶，并与庞统交往密切的的水镜先生司马徽定居于荆州襄阳；名士庞德公也同样客居荆州。
荆州农业发达、人才济济这是诸葛亮提出占据荆州的理由，但诸葛亮忽略了荆州还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荆州不能作为蜀汉的根据地，原因就出在这里。
军事上，以当年东汉行政区划，荆州位于天下中心，荆州所属武汉更有“九省通衢”之称。从荆州出兵，既可向西北进攻长安-宛城-洛阳，又可向东北进攻许昌、陈留，亦可向东南进攻孙吴东进前哨柴桑，还可向西南可以进攻巴蜀腹地，实乃名副其实的战略要地。谁控制这里，谁就能够卡住其他各方的脖子，是货真价实的“四战之地”。
对孙吴来说，无论是魏国还是蜀国攻占荆州，控制长江上游，孙吴都将面临水陆两向攻击，都将被迫两线作战。后来的事实证明，孙吴灭亡就是因为晋国灭蜀以后，攻占长江上游，晋国大将王睿从上游的江陵大规模造船南下，另一路晋军则从合肥地区渡江，从两个方向同时进攻灭了孙吴，而晋国这两个攻击方向就是原蜀国和原魏国所在地，且晋灭吴的基本路线就是攻克荆州北部丹阳城之后南下，所以说荆州就是东吴的战略屏障。
荆州的重要性，孙吴早就看出，不仅在吴蜀结盟期间就曾命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甚至在更早的203年，孙吴就击杀刘表大将黄祖，夺取柴桑，打开攻取荆州的西进大门，说明孙权充分意识到，荆州是其国祚之命门所在，吴国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控制荆州。
从地理阶梯上看，如果不占有荆州，则东吴是三国中最弱势的一方。从地图上看，曹魏和蜀汉无论谁占领荆州，合起来都将控制地理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交界处的突出部，一旦西向，必然形成猛虎下山之势。史料记载，曹操占领荆州以后，率领号称80万大军南下，就对孙吴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甚至让孙吴内部的投降派差点占据上风；关羽率军北上攻克荆襄的时候，孙权不顾吴蜀结盟，即刻派吕蒙率军白衣渡江偷袭关羽军，与曹魏徐晃军共同击溃关羽，导致关羽兵败身亡。所以，对孙吴来说，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势力独霸荆州，扼其咽喉。
对曹魏来说，荆州处于天下中心，只要攻占这里，就可以进攻向西进攻益州，向东进攻孙吴。无论是蜀汉还是孙武攻占荆州，尤其是襄樊之地，则宛城背后的长安-洛阳一线将全面动摇，而该地区一直是曹魏占据中原地区的核心，当年曹操就是依托这里才打赢了袁绍。故而，这里是曹魏的国祚根基所在。一旦根基被吴蜀任何一方控制，都可以直捣曹魏心腹。
故而，荆州是天下通衢，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谁能够控制这里，谁就能够钳制其他两方，而无论谁单独控制这里，都会遭到其他两国联盟的合力打击。所以，荆州绝对不能作为根据地，更不可能作为立国之本。有史为为证：
公元208年，曹操攻占荆州后南下，刘备与孙权结盟，双方鏖战赤壁，最后曹操被孙刘联军打败，之后吴蜀瓜分荆州，曹操退守襄樊；公元219年，关羽尽起荆州之兵北伐中原，围襄阳，攻樊城，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随即魏吴结盟，东吴主战派吕蒙白衣渡江与曹魏徐晃军前后夹击关羽，关羽兵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公元221年，蜀主刘备尽起蜀国之兵讨伐孙吴，意图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魏吴再次结盟，结果张飞被杀，沙摩柯阵亡，黄权被迫投降，最后刘备托孤白帝城，愤懑中离世。
由此可见，虽然蜀国与东吴之前结盟对抗曹魏，但蜀国从荆州北上攻击宛、洛后，东吴迅速与曹魏结盟，联合攻击蜀国。东吴缘何如此善变？因为，蜀国夺取荆州这一四战之地，压住了东吴的国祚命脉。这种情况下，占据荆州最大面积的蜀国与东吴的利益根本无法调和，所以即便有联弱抗强的同盟协议在先，蜀国从荆州北伐中原同时威胁吴魏，所以才有了曹魏与孙吴的联手。这就是隆中对战略错误的根本逻辑。
兵分两路的弊端
诸葛亮《隆中对》在北伐中原的安排方面，具体采用的则是“两路分兵”，即：一路以荆州为基地，进攻宛城、洛阳方向；另一路则以益州为基地，挥师进攻关中。
诸葛亮规划两路并进，就可夺取中原。从地缘上来看，诸葛亮的两路出兵，距离有千里之遥，首尾实难呼应。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后来，在刘备刚刚攻取汉中后，曹操准备来犯，刘备于是命远在荆州的关羽率军北进，打响了襄樊之战，打得曹操意欲迁都以避其锋。但是，一旦孙吴从东面袭取荆州时，远在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第一次夭折危机：赤壁之战
自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隆中对”出台，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有三次危机可能会导致中途夭折：
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安排的本来是“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的战略方案。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仅仅不到一年时间，曹操就于次年秋初举兵南征。
而此时的刘备尚未有效接收荆州。随着刘表病亡，荆州群臣拥立其子刘琮，而刘琮继位后迅速降曹。
曹军来势汹汹，所向披靡，随后更是在当阳大败刘备，并迅速占领江陵/南郡，刘备和孙权所依托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形势的突变，让“隆中对”“鼎足三分”的建国道路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
应该说，此时的形势对曹操一片大好。若能有效运用，当可趁势扫平南方。曹操方面可派一员大将，率步兵攻取夏口，从而将荆州最重要三镇——襄阳、江陵、夏口尽收囊中。
那么，远在柴桑的孙权很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且随着曹军声威日隆，东吴内部必然会出现分歧。可惜，骄傲的曹操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初出茅庐年仅27岁的诸葛亮临危受命、以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出使东吴，完成了“联吴抗曹”的艰巨使命。
孙刘结盟后，与曹操在赤壁爆发了遭遇战，不习水战的曹军旋即大败，随后退出荆州。自此，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局面出现雏形，“隆中对”的战略目标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建安十六年至十九年（公元211-214年），刘备乘虚而入，以诈力取得西川，立足未稳。与此同时，曹操西征张鲁，平定汉中。介于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
此时刘备远在与孙权对峙的荆州前线。谋士刘晔、司马懿建议曹操乘胜取蜀，但曹操受制于“内有忧逼”的情形、并未采纳其建议，而是选择撤兵。
曹公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曹操因此失去了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可能性，“隆中对”的第二次危机也就此躲过。曹军一撤，刘备旋即发兵攻取，汉中归蜀，从此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手上。刘备随后进位汉中王，达到其事业的巅峰。
第三次夭折危机：“夷陵之战”时期
“隆中对”所面临的第三次夭折危机，出现在刘备执意伐吴的“夷陵之战”时期。自荆州被东吴袭取、关羽被杀后，为夺回荆州，刘备不顾群臣劝阻，在称帝后仅三个月，就率倾国之兵东征孙吴。
孙权遣书请和，刘备盛怒不许。曹魏方面的谋士刘晔识破孙权遣使称臣的目的，向曹丕进言，借此千载难逢之机，联蜀灭吴，然后再大举伐蜀，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然而，缺乏战略眼光的曹丕，竟然轻易放弃，错失了统一全国的大好机会。
“隆中对”的第三次夭折危机再次轻轻翻过。夷陵之战后，“隆中对”所描绘的“三国鼎立”局面最终形成。
至此，“隆中对”所面临的三次夭折危机均安然度过。蜀汉从无到有，终于成为三国中的鼎立一方。
细细分析，会发现，每次危机的主动权均是掌握在三方中的最强者——曹魏的手中。这倒也非常符合市场格局的特点——市场的主动权一般掌握在市场领导者手中。
假使曹魏能及时采取正确措施，那么纵使有十个诸葛亮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当初，诸葛亮选择了相对较弱的刘备一方“鞠躬尽瘁”，当然，最终也未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其实并不全赖个人因素。这也印证了那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个人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