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在《论求知》一书中说到：“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
我们正处在终身学习的时代，但也处在碎片化信息弥漫的社会，人们因此不再看重知识，转而看重知识背后的“见识”。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求知之重在于习得智慧、警惕愚蠢、坚守道德，而不仅仅在于“博学”。
如果说，分辨知识的真伪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智识，那么避免愚蠢甚至识别犬儒需要的，更是智慧。学会更好地求知，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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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敬畏自然的人们不求知识，只求“知道”：干旱时，有经验的原始人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水，阴云密布时，大家都明白那是下雨的前兆。
古代，伴随文字的出现，人们开始积累知识、崇拜知识。当时的“知识”不仅是奢侈品，更是地位的象征。知识渊博、记忆力超群的人往往脱颖而出，要么著书立说丰富知识，要么用知识换得权力后，重新定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背后，揭示的正是这种“权力”转换。
而现代，由于知识泛滥，尤其互联网取代了过去所有“智者”，成了“人类知识总和”，知识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人们因此不再看重知识，转而看重知识背后的“见识”。社会上也由对知识的崇拜，转向一种“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好比，坊间转发最多的，正是“决定一个人发展的，不是能力，而是眼界”。
哈佛大学教授安·布莱尔在《知识太多》中指出，信息过多永远胜过信息不足。从知道到知识再到见识，人们的知识观确实演化到了更高的阶段，然而，很多人并未因此受益，反而更迷茫，甚至更焦虑。
大浪淘沙的求知困境：互联网上，知识跨度横贯古今，人类几千年的智慧，不仅很难归类，更让人不知从何处学起。即使号称提供“最有价值知识”的知识付费，类别之多、体量之大，依然让人眼花缭乱。
飞速迭代的知识焦虑：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每秒都在涌现大量新知，知识产出速度远超人们可吸收的程度；技术时代的全新困境，更让人无法在过去的知识洪流中，找到合适当下的解决方案。
因而，当下我们亟需解决的，正是“知识观”被时代重新定义后，人类如何求知的问题。
其实，不论时代流变，人们对知识的选择有且只有两个维度：一是选择并反思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永恒经典；二是带着问题意识，在人类众多知识中，提炼出一份与时俱进的答案。
在“纸媒时代”，一度霸占畅销榜的书籍绝非道格里斯口中值得阅读的好书，而往往是教人挣钱的成功学、教人宫斗的厚黑学和教人认命的心灵鸡汤。
互联网时代，这些题材不仅并未消失，而且以一种更碎片也更隐秘的形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更严重的是，随着“慢读”时代的没落，当下流行的绝大多数速成课程并未给人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反而催生更多人养成了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的“阅读疾病”。
因而在任何时代，我们首先要阅读的，是经得起时间和文明检验、直指人性的伟大著作。不过在现实中，如果只选择了合适的“阅读材质”，不顾阅读的方法和“目光”，依然避免不了“换药不换汤”的宿命。
一个经典的阅读谬误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经典这条“教学法则”并非新生事物。然而，这句话的含义却经常得到曲解。好比，中国人笃信“读书百变，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国外也曾要求过学生成段背诵但丁或莎士比亚，熟记哪一年发生了“光荣革命”……
不过，这种背学问或做学问的形式，只能帮我们应付考试、评选职称，而不能帮我们真的理解经典。阅读经典的目的绝不是对经典无所不知，成为“学富五车”型的学者，而是为了提升以思考、理智、判断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
智识是人类心智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能力。亚里士多德把智识看成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理智”，苏格拉底更认为智识是安排万物的“秩序”，而现代人意义上的智识，通常建立在对“自由个体”的培养之上。
如果说，当下的知识观已经进入了区别于启蒙时代等任何时代的全新阶段，那么，当下的高等教育，同样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出最高使命——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
因而，网上很多人认定主人公是上天的宠儿，因为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才有机会复仇。然而，现实中并不缺乏埃德蒙那样的幸运儿，而他们之所以没机会“东山再起”，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不会求知。
换句话说，主人公不是因为学到了知识，而萌生了复仇的想法，而是一开始就有了“复仇”的念头和大致计划，最终学到了可转化为执行力的知识。
脱离了问题的知识，无法独立存在。
人们为何求知？假如抛开最接地气的“功利”需要，求知是为了帮人们增进思考、判断、与人对话、协作的能力，认识人类世界的丰富性、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马克斯·韦伯曾说，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受价值关联的预示而进行。很多时候，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已经预先做好了价值选择。比如，网上大量提供的，正是很多现代阅读中最看重的“漫不经心、支离破碎、消遣娱乐、轻松释然”等价值。
当然，通过阅读获得消遣享受，不仅无可厚非，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下快节奏给人带来的压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阅读没有其他、甚至更重要的功能。阅读最重要的功能是解决当下问题。现实生活中，对一个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往往并不一定是“经典的”，反而类似“基督山伯爵”一般，同时结合了时代的浪潮与个人的际遇。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智慧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能力”。
在希腊传统中，哲学又名爱智慧；罗马人那里，帕拉斯·雅典娜更被视为智慧化身，她把造福人类的纺织、缝纫、制陶、园艺等技艺带到人间，让人类在黑夜里，也能克服黑暗。
可以说，智慧是一种良善、光明的能力。违背良善和光明，人类的能力再强，也不把它称为智慧。无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能力越强，人们越容易因错误的价值观变得邪恶。
不过现实中，我们大多数时刻依然将有知识的人、或洞察世事的聪明人奉为智者。
互联网时代，有智慧的人发明了互联网。然而，仅仅有技术知识的人，却可能破坏它、甚至利用它从事欺诈、贩毒等犯罪活动。
商界，有智慧的企业家靠“不确定判断”获得了成功，然而，有的企业主却凭借“奸诈狡猾、你死我活”的战术登顶了王座，甚至将智慧视为天真…….
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愚蠢。许多有知识的人正因为愚蠢而拒绝相信事实，甚至在无法否认事实时，干脆无视它们；而拥有智识虽然能避免愚蠢，却避免不了“失德”，一些“审时度势的智者”极易为了表现政治而进行“学说挪用”，甚至将“大饥荒时代饿死人”论证为“营养性死亡”。
因而，求知的终极目的不仅是习得知识、拥有智识，更是在于识别犬儒，警惕愚蠢，坚守道德。
人类的生存与生命延续需要智慧，更需要自由、平等、尊严、宽容、诚实、谦逊、公正、荣誉、信仰等等向善的追求……
学会求知，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刚需。
任何时代，人们都面临求知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在信息越来越碎片、技术越来越发达、价值越来越虚无的当下尤为急切。
如果说，分辨知识的真伪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智识；那么避免愚蠢、甚至识别犬儒需要的，更是智慧。